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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道德领域与非道德领域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价值观倾向于以道德价值为至高的价值标准学界常说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泛道德主义”的偏向。我们可以从道德价值与物质价值、道德价值与政治价值两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从道德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主要以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的论辩表现其价值取向。“义”主要是道德价值，而“利”则主要表现为物质价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为君子、小人的区分提供了标准，这一标准就是二者的道德层次，而其中又以义与利的对立为前提。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也是把利与义对立起来分析的。其共同倾向在于，二者同时在对立中选取“义”而放弃“利”，似乎“义”不但是最高的，而且是自足的。问题在于，道德从来就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和标准，义与利总有其内在关联。这一矛盾的解决是靠公与私的对立实现的，儒家所说的“利”指私利，它与作为公利、整体利益的“义”是对立的。由此我们再看墨家的义利观，它与儒家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义就是利，从而把义与利同一化。但是，墨家所说的义其实就是公利，因此它与儒家的义利观并无本质区别。至于理与欲，实际上是义与利的派生，只不过“理”是进一步把当时的道德纲常本体化了。 从道德价值与政治价值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政治观是典型的伦理政治观，其中表现出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交织，也可以说是道德的专制与专制的道德相交错，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德治主义传统，结果“政”只不过是“正”的另一种表达而已。由内圣而外王，是儒者追求的成长路径。中国传统价值观以道德价值统制其它领域价值的倾向影响十分深远，后儒虽有从内部挑战的努力（如陈亮等的功利主义），但影响甚微。新文化运动中，除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两条救国方略之外，还提出了“穆姑娘”（即morality,道德），并认为道德上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种道德革命的取向在辛亥革命领袖人物中也体现出来，它虽然有针砭传统积弊的功效，但却还是犯了传统的错误，并未跳出传统思路。因为它虽然要以新道德对抗旧道德，但潜台词仍然是道德价值是最根本的价值，以及可以从道德上解决一切社会历史问题，这就陷入了传统的窠臼，也与唯物史观相距甚远。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甚至认为从良知中可以悟出民主政治和科学，这种观点被另一位学者余英时批评为“良知的傲慢” 。\[1\]（P86） 现代社会是一个领域分化的社会，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等多领域需要构筑和谐的价值生态，这无疑要求我们首先破除传统中的上述弊端。罗尔斯的《正义论》同时讨论道德与政治问题，现代经济学家高呼“经济学（家）要讲道德”，这决非回到传统中以道德统制其它社会领域的状况，而是在不同领域中发掘其不同的道德问题，它是以承认其它领域的合法存在为前提的，我们需要从这里重新思考我们的传统。现代社会中道德的功能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统制、统摄，亦即它不能覆盖更不能“派生出”、“开出”其他价值领域，相反，它更多地是渗透并附着于其他领域，起导向、制约和协调的作用。马克斯·韦伯也分析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观念，但这种观念不是统制，恰恰是许可、鼓励和理性化的制约。恩格斯曾指出，在古代社会，一切团体、组织的活动都带有“意识形态的附带目的”，并把这种附带目的“奉为神圣” ，\[2\]（P447）正是批判了传统社会的上述弊端。 二、在家庭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价值观将二者类同化 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的一大特点。传统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是一条自 然而然的、毫无矛盾冲突的提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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